Patrick表示，“9月份常州将要引入55个左右的外教，这也意味着提高成本，提高价格。”

　　威雅公学幼儿园一年的学费为10万、小学13万、中学13万7，“如果课余活动课，如骑马、帆船、剑术等，价格可以高至一年25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际学校收费不菲。

　　尽管国际学校的价格高昂，但随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比去年增加 8.9%。《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预计2015年底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元人民币至60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大众富裕阶层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

　　而《2014中国高净值人群心灵投资白皮书》称，大众富裕阶层中基本生活开销与子女教育费是最主要的两大支出项目，覆盖率分别为80.9%及47.8%。其中54.8%的人表示会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在高净值人群中，三成已经计划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六成视孩子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在资产1000万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将孩子赴外留学的比例跃升至70%以上。

　　广发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富裕阶层以及高净值人群规模逐年扩大，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占比也逐渐加大。国际学校专注于基础教育，这必将增大对国际学校的需求。如今二胎政策放开，人口红利加大，未来的留学趋势会更加凸显。

　　二三线城市：国际学校新战场

　　多项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学校还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市场容量在3-5年内都不会达到饱和状态，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未来几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老牌国际学校和新进入者都能在这个市场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中国国际学校招生总人数预期将由2014年的177400人增长至2017年的244600人。

　　尽管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该预期不会影响中产阶层家长将其子女送往国际学校的意愿，因为普遍认为高质素的教育是为其子女的未来所作的投资。有些家长甚至认为其子女越早接受国际学校的优质教育，日后进入海外顶尖大学的机会就越大。

　　上述报告称，若以招生人数计算，民办学校在中国整体基础教育行业的渗透率由2009年的11.2%升至2013年的16.3%，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公立学校转入民办学校，预期民办学校的渗透率将于2017年进一步升至21.9%。

　　而二胎政策的实施，从长远来看亦将带动国际学校需求的新一轮潜在增长。

　　目前从地域分布来看，国际学校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等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对民办国际学校接受度高的一线城市。

　　而随着二三线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和意识提升，特别是在当地政府相关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国际学校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倾斜。

　　这样的趋势在马成看来是由复合驱动力推进的，“一是国际化、高收费的市场化教育发展。二线城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需求也开始发生变化。二是当地政府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和优惠，包括办学的土地、校舍、租金等等。”

　　以国际学校办学集团枫叶教育为例，根据其公告，“按2013-2014学年终的入读学生人数计算，本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校办学团体及最大的国际高中办学团体，分别占有7.6%及9.0%的市场份额。”

　　截至2016年3月31日，枫叶教育在中国拥有19353名学生、约1800名教师以及开设在大连、武汉、天津、重庆、镇江、洛阳等11个城市的46所学校。学生约90%为来自中国中产家庭，其余为外籍人员。学费为主要的收益来源，占收益总额超过88%。

　　根据其2016年中期报告，2016-2017学年将要设立新学校，其中与浙江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订立合作协议，“平湖委员会将会兴建校舍，并贡献校址的土地使用权及校舍物业。”并另提供三千万的补贴。

　　在淮安建立恩来枫叶国际学校，也与当地政府机构订立合作协议，“位于江苏省淮安清河区的若干空置校舍将出租予本集团”。

　　枫叶教育将此种模式称之为“轻资产规模开设”。凭借此PPP模式与地方政府、企业展开合作，由企业和政府负责土地及校舍建设甚至免费提供，枫叶负责运营。大大减轻了其对资金的需求和建设投资的风险，扩张速度大幅提升。

　　而在马成看来，二三线城市在快速兴建国际学校的同时也存在着困境和挑战。

　　一是生源问题，“招生很困难，虽然这些城市外籍人员人口数量不少，但常常会出现孩子留在北京和上海的国际学校上学的情况”。

　　二是师资问题，“学校能提供给外籍教师的待遇，无法与一线国际学校竞争，招聘就更加艰难。不过教师的流转率高也是一种趋势，在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需求下，原来欧美社区式的教师招聘模式也不可持续”。

　　国际学校往二三线城市发展是现象亦是趋势，马成表示，“发展这种规模的学校驱动力是富起来的中国人。可以将其视为市场化的国际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大范围发生的事，跟原先相当部分的温州人、山东人到上海求学是同样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