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学论独立思考

　　孔子《论语·学而》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讲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但他更加强调“闻一以知十”，即独立思考。因为不经过独立思考，学生们是不会闻一知十的。如果他们经过独立思考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那怎么办呢?《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如果老师讲的是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不是，也不盲从。

　　东汉时期住在洛阳的一位思想家王充敢于独立思考，对孔子的一些言论提出了质疑，例如《论语·颜渊》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王充对这段话提出了异议。他赞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的理论，认为孔子“去食”的观点值得商榷。

　　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疑问。人们经过独立思考使疑问得到解决，认识也就得到提高。这正如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所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中外学界长期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历来重人事轻自然，长于伦理而短于逻辑，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精神。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不这样看，他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与古代的发明》中的一封信里说：“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充满求实的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

　　还要提到，20世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

　　什么是辩证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事物莫不“有对”，如阴阳、正反等;“有对”才有变易;有变易才会畅通、发展。这在《易大传·系辞》中有清楚的论述。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峰。南北朝为第一高峰，以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医药家陶弘景，地理学家郦道元和农学家贾思勰为代表;宋元时期为第二高峰，以法医学家宋慈，数学家秦九韶，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郭守敬，农学家王桢，木工理论家、木工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的总结者薛景石，物理学家、数学家赵友钦为代表;晚明是最后一个高峰，以医药学家李时珍，水利学家潘季驯，数学、天文、历法、军事、测量、农业和水利专家徐光启，农学家、工艺学家宋应星，地理学家徐弘祖为代表。三个高峰的起伏间，众多科学家勇于探索、积极求真，他们的科学思想与中国特有的辩证思维相联结，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珍品。

　　在文化互鉴中培养大学生创新素质

　　在我国高等教育中，长期以来，关于古代科学思想的论述，被放在了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有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精神，主张只向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学习。今天来看，这个观点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我们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不能忽视向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学习，也不可置本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科学精神于不顾。

　　不论是向外国学习科学思想，还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这两方面对于中国的大学生都是必要的。不同国家的科学思想实际上是不同文化血脉的表现，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比如，中国古代科学精神源于对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的探讨而结出辩证思维的果实，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培养中国的科学家、教育家，这方面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不能忽视的。

　　总之，我国大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既要有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熏陶，也不可忽视西方近代科学精神的研习。只有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吸取人类优秀文化(含科学精神)，我们才能培养出众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