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改革在各国都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的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沿用1922年开始形成的“633学制”——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延续已近百年。对于该基本学制，自上世纪60年代遭到较多批评，主要认为学制太长及其分段合理性存在问题。那么，在从1922年整个教育环境和年轻一代成长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学制是否应当、又应如何做出调整与变革?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系列沙龙与研讨中，专业人士主流的意见认为，我国基础教育学制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改进;出于对青少年成长规律和教育功能的认识，缩短学制并非重要的选项，需要探索的主要是中小学12年学制应当如何分段。“633学制”之外，国内外实施的“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54分段”、“534学制”、“444学制”等都具有借鉴的价值，应当鼓励多样化的改革探索。由于基本学制的改变牵涉面很大，通过实行学分制和灵活、弹性学制，允许学有余力的学生跳级和提前毕业，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缩短学制无法直接解决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

　　2016年上半年，社会舆论对于学制改革的热议聚焦在基础教育究竟应当年限几何这一问题上。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沙龙和研讨会上，发言的教育专业人员普遍认为，基础教育阶段12年学制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世界主流，不应缩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杨明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杨明全曾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3月的沙龙上介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全世界199个样本国家，各国基础教育年限从10年到14年不等，10年学制的只有10所，仅占5%，实行12年学制和13年学制的学校约占77%。本次研讨会上，他提到，学制是非常复杂的概念，不仅仅包括年限，还有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以及脑科学发展等等，是综合的产物，所以学制发展不是单纯的延长或者缩短时间的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教育问题。

　　上海中学老校长唐盛昌

　　上海中学老校长唐盛昌指出，“孩子真正独立思考、开始形成世界观及对一系列问题的价值判断，是在初三、高中。在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学制应该给最有力的支撑。”正如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所言，若学制缩短，青少年毕业时尚未成年，走上社会过早。

　　北京一零一中学副校长熊永昌

　　北京一零一中学副校长熊永昌认为，持缩短学制观点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学业负担、时间浪费等问题，并非由学制长而产生，缩短学制本身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王本中指出，应试教育体制的两个关键词是“高厉害”、“强选拔”;在应试教育体制下，12年基础教育不管是缩短成10年、8年，哪怕改成6年，同样会有两年复习应试。

　　此外，与会者认为，缩短基础教育学制的观点窄化了教育任务;促进学制改革，更需讨论的是学制如何分段、如何贯通、灵活调整等问题。学制改革不必“大一统”可尝试贯通、多种分段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系列沙龙与研讨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基础教育学制应允许改革，允许探索，允许试点。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主张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第一步是把“九年一贯制”贯起来。可以一校一贯，也可以异校一贯。他认为“一贯”的好处是课程可以调整。小学毕业后，一部分人要上初中，一部分人要就业，特别是农村地区可能要务农;初中4年，就有时间加入职业教育的内容。因此将“九年”进行“54分段”较为合理。但这并不是提倡全国一刀切搞“54制”，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本中

　　王本中赞同不必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学制，多元化探索已在各地展开。对于12年基础教育学段的划分，高中四年可以采取“3+1”的形式，“+1”可以有很多灵活方式，如香港的第4年为大学预科;也有学校学制不动，如山西有高中仍为3年，但采取“21分段”，最后一年可分流到继续就读、职业教育、出国留学等。

　　唐盛昌介绍，当前很多国家实施多重学制，并不单一。如美国是“543”、“633”、“444”并存，其中占主流的并非“633学制”，而是“444学制”，超过了90%。其学制以州为基本单位加以统一。从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考虑我国学制是否允许不同省份有不一样的学制的设计。唐盛昌指出，当下难以判断哪种学段划分方式更好、更有优势，因此应有多重选择，构建一个各种学制设计的立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