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祖传秘方

　　——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

　　尽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尽管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说“张舜徽先生无愧为学问的通人”，并认为二十世纪“只有柳诒征、钱穆和张先生少数人才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通人张舜徽》，香港《大公报》1994年2月18日)，“一代通儒”张舜徽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说起清代学术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钱二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少有人提及张先生的《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和《清儒学记》，更别说他的《清人文集别录》(下文简称《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下文简称《条辨》)了，或许如今的学人根本就没有将这两本书视为“学术史”，好像只有李学勤先生说过《清人笔记条辨》“是专论学术及学术史的著作”，并说该书是他时常翻阅的枕边读物(《读〈清人笔记条辨〉札记》)。

　　我国古代可称为“学术史”的著述不外乎两类：一为目录学或校雠学(张舜徽认为称“校雠学”更准确)，一为学案或学记，前者通过对“书”的归类来明簿录体例，后者通过对“人”的阐述来辨学术流派;前者可以说是“物以类聚”，后者可以说是“人以群分”。二者学术理路虽有不同而学术宗旨却完全一致，都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其旨归。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和《清人笔记条辨》当属前者，《顾亭林学记》、《清儒学记》等“三记”则属后者。十年前我曾翻过《别录》与《条辨》，当时未能识得二书的深处与好处。近日又重读二书的新版，自觉所得超过自己读过的任何清代学术史和清儒学案一类著作，以“别录”这种体式来总结清代学术，自有其他学术概论或学术史所不可替代甚至无法比拟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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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录之体创自刘向，他校书秘阁时每一书校毕便写下叙录，论书之旨归，辨书中谬误，原本载在本书，后又裒集众录而称为“别录”。张氏在《别录·自序》中解释说，所谓“别录”就是“纂辑群书之叙录，都为一集，使可别行云尔。”(《别录》1页)由纪昀总其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别录”这一体式的集大成者。张的《别录》、《条辨》虽远绍子政而近踵晓岚，但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群书条分部类，而是要阐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兴替与学风的嬗变，他在《自序》中揭明了《别录》的义例与宗旨：“顾每集读毕，辄好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别录》1页)事实上，《别录》也好，《条辨》也好，作者都是将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来写的。

　　虽然此二书是当做学术史来写，但在写法上又与通常见到的学术史大不相同。不妨将它们与梁、钱二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一比较。如果说梁、钱二人的学术史只是清代少数著名学者的“特写镜头”，那么张氏二书便是清代学者的“集体合影”;如果说梁、钱二人只描绘了十几株或几十株清代学术史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张氏二书给读者眼前呈现的便是清代学术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凡14章，除第1章“引论”外，其余13章从清初黄梨洲到清末康长素，分别以17人为标题，主要论述的也是这17人，另附论的有34人(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被有清学人自诩为“国朝学术前无古人”的清代学术，显然不是这十几个人能支撑起来的。即使他们的学术成就确实都“出人头地”，有清近三百年学术史能数出来的只有50来号人，其学术队伍也未免过于寂寥，更何况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学术水平还是个问题，如“第7章李穆堂”、“第11章龚定庵”、“第12章曾涤生”，李绂学宗陆九渊而不坠虚玄，重视躬行实践和匡时济世，虽然于经史根底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学者群中他还算不上学术大师;龚自珍也并非清代的硕学鸿儒，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可能高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至于曾国藩更不是以学术名世，尽管事功辞章都为当时士人所称道，但于经、史、子学都非专门。在钱著14章中以上三人各占一章，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张氏的《别录》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览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略加删汰后《别录》中“录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当自信地说：“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别录》，4页)钱著的清代学术史是少数学者或思想家的单线排列，只让寥寥几个人唱独角戏，而张氏的清代学术则可谓千汇万状，浩瀚汪洋，许多学者都纷纷走到台前，由十几个人的清唱一下变成了六百人的合唱。这儿有淡泊自守的学人，也有热衷仕宦的官僚，有专治文字经史的人文学者，也有以天算为绝学的科学家;这儿有同代学者思想的不谋而合，也有同代或异代学人的思想交锋，有不同学术派别的相互渗透，更有不同学派的门户之争，众多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学术个性、学术风格交织在一起，于同中见异，在异中显同，使清代学术史多彩多姿，丰富生动。

　　张氏的这种写法难以凸显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点“重点不突出”，但它让读者更易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代学术的兴替和特点，更易于了解某历史时期学风的变化，同时也更易于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思想。以清初的学术为例，梁、钱的学术史都突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张氏虽极力推崇这三家“意量之宏，规为之大”，但他着力的是清初学术群体，叙录的文集70多部，论述的学人近60家。从这里可以看到顾、黄、王三人的思想并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仅议论与他们三人好像同一声口，治学路数也好像“如出一辙”(《别录》7页)。且不说远在僻壤尚未进入学界视野的王夫之，顾、黄二人虽然受到学人敬重，当时在同辈中也并未达到让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时学术成就与顾、黄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与他们比肩，“时论以李顒、黄宗羲、顾炎武及(朱)鹤龄，并称海内四大布衣”(《别录》6页)，有人还将钱谦益、黄宗羲与顾炎武并列，那时以学问雄海内的人还有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钱澄之等。钱澄之说炎武之学“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他本人治学“无所依傍，自辟蹊径，孤怀高识，创见极多”。张氏认为澄之“治经之功，似非顾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何以忽之”( 《别录》18—19页)。朱彝尊“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 《别录》52页)。毛奇龄同样“博学雄辨，固是不废大家”，清人甚至将“乾嘉学术开山之功，推诸奇龄”( 《别录》42页)。清初学术“体用兼该，气象博大”( 《别录》3页)。这一博大的学术气象是当时南北学者共同形成的，顾、黄、王只是这个学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每人只是其中较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学术团体中较为出色的代表。当时的学术界绝非只由他们三人所形成的学术孤岛，而是由许多优秀学者组成的学术高原。假如学术史只大谈他们三家，那么他们在清初就好似天外来客，只有“请出”当年与他们并肩前行的其他优秀学者，我们才会对清初学术形成清晰的轮廓，也才会对他们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