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清代学术，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朴学，而乾嘉朴学又以“吴皖之学最盛”(《别录》355页)。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贵以专，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贵以精，它们共同形成乾嘉专精的学术风格。惠、戴二人都是引领学术风潮的人物，乾嘉学术史突出惠、戴无可厚非，但以人为章节的学术史其初衷也许是要“以点带面”，但其结果却往往是以点“代”面。忽略了“面”就可能只记一“点”不及其余，这样会使学术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则又可能使学术史完全失真。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都难免以点“代”面的遗憾，钱著这方面留给人的遗憾尤深。如钱著论乾嘉学术的共3章：“第八章戴东原”、“第九章章实斋”、“第十章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加上附论的学者也只有12人，连惠栋也只是在第八章中作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戴震弟子和再传弟子如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金坛段玉裁，这些乾嘉朴学巨子在书中有的只偶一提及，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提到过。还有钱大昕、崔述、程恩泽、桂馥、王鸣盛、赵翼这些乾嘉的经史名家，基本在书中见不到他们的踪迹。遗漏了这些巨子名家，怎么可能总结乾嘉学术的得失和特点呢?乾嘉之世只有几个学者浮出水面，学术盛世却给人以学术凋零的印象。我们再看看张氏的《别录》，乾嘉被叙录的文集200多部，论及的学人近200名，一时最为重要和相对次要的学者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从这群浩浩荡荡的学者队伍中，人们不难看出乾嘉时期学术的昌明，从这些浩瀚载籍里的众声喧哗中，人们也不难感受当时学术的潮起潮落。张氏《别录》让我们领略到了乾嘉的学术盛况，这一历史时期名师迭起，或精于舆地，如赵一清毕生精力萃于《水经注》;或长于小学，如桂馥一生心血用于许书，终成《说文义证》五十卷巨著;或擅长考证，如崔述集辨伪疑古学之大成;或以校勘目录名家，如纪昀萃一生精力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以专治名物称首，如程瑶田的《通艺录》;或以专治训诂见长，如王念孙的《经籍述闻》。学者守专门之业终生图之，最终能达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学贵专精的风尚。

　　学术史编述者有点像旅游团中的导游，有些导游于万山丛中只走一条线路，带领旅游者光顾几个“代表性”景点，游人觉得名山不过如此，大呼此地不可不游但不可再游，哪知是导游无意中遗漏了不少胜景，将辽阔的风景区缩小成了几个单调的风景点;有些导游则一一向游人交待此地有哪些美景，有几处奇山，几处异水，几座古刹，几条回廊，让游人慢慢登临探访。到底是哪种学术“导游”更好呢?

　　二

　　“别录”之体“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一)。“辨章学术”即张氏所谓“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别录》和《条辨》二书最精彩之处，就在于书中随处散落的对清代学人学术成就高下优劣的考辨与品评，我们能从中略窥张氏学问的渊博、识断的精审和思想的深刻。刘永济先生读完《别录》后称叹道：“非有渊博之学，弘通之识，不足以成此书。观其评骘学术，论而能断，即足见其有学有识也。况其文笔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与张舜徽书》)。“考镜源流”在二书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寻清代学术的源头，一是比叙学者“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别录·自叙》)，一是追溯学术的“首创之功”(《条辨》，112页)，揭露学术剽窃之迹，阐述学术观点的发展演变过程。

　　关于清代学术的源头，自清至今便有多种说法，乾嘉学者多认为发轫于清初诸儒，只有纪昀说起于明代，清初顾、黄等人则称肇于宋学，后来和此说者有章学诚、皮锡瑞等。近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独排众议，称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反动”和“断裂”，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而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十几年后钱穆似乎是针锋相对，说清代朴学是宋明理学的延续，儒家文化在清儒中一脉相传，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一起笔就写道：“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而清初“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乾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张氏同样也认为清代学术源于宋明，但他所说的宋学内涵完全不同于钱穆，钱氏的宋学是指宋明理学，张氏的宋学则涵盖了宋明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除宋明理学外，还包括宋明史学、子学、校雠学、小学和文献辑佚、天文历算、动植物学等。他说“大抵一代宗风，自必前有所承，非宋、明诸儒为之于前，亦莫由以臻清学之盛”(《条辨》354页)。他早年在《广校雠略》中曾说：“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他在《条辨》中也说“清人治学途径，无不开自宋人”。清文廷式发现阮元《研经室集》中《诗经》研究的不少结论多与“宋人逸斋《诗补传》”“相合”，并认为“国朝人不喜宋、元经学，故未检耳”。张氏说芸阁(文廷式字)发现阮元的《诗经》研究其义发自宋人，表明了他的学术敏感，而以为二者的雷同是“失之未检”，则未免过于天真。“大抵清儒治学，名虽鄙薄宋人，实则多所剿袭。戴东原说《诗》，即多本朱传，其明征也。他如段若膺注《说文》，多阴本小徐《系传》之言，掠为己有。余昔一一录出而未暇为之。其他类此者甚多，又未暇悉数矣。况有清一代朴学，实两宋诸贤导夫先路，余早岁著《广校雠略》，已有专篇论之。乾、嘉诸师，动辄轻侮宋人，亦谈何容易耶!”(《条辨》374页)经学研究、史部考订、文献辑佚、音韵训诂、校理诸子、目录校勘等清代取得骄人业绩的领域，无一不受惠于两宋诸贤，“清代朴学实源于宋，不足以傲宋儒”( 《条辨》353—354页)。这一观点在《别录》和《条辨》中数数言之，“宋人治学气象博大，所以启示后世而导夫先路者，至多且广，又不仅《说文》、考据、金石、校勘四端而已”，“宋儒有读书至多、学问极博者，已非乾、嘉诸师所能望，况道、咸以下耶!”(《条辨》373、376页)钱穆和张舜徽虽都说清学源于宋学，但二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钱氏强调的是儒家文化血脉在异族统治下仍未中断，处处流露出肯认和维护传统文化价值的热肠;张氏则从学术的层面阐明宋学在各个领域对清学的影响，时时表现出对学术的虔诚与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