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北大已着手论证11名教授提出的“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一措施，考虑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

打破“唯高考分数论” 11名教授在信中称，更有甚者，在“惟高考分数念论”这种体制下，各高校为了所谓“社会声誉”和生源分数线排名，招生工作不是各取所需，量才录用，而是演变为一场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比分数线高低，甚至比奖学金数额的混战。

由于中国的高考体制，许多人认为大学就是凭分录取的，分数高的就是好学生。高考成绩多出一分，就意味着这个人优秀一分，更容易成才。而现实中，高考虽然反应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等，但不能完全反应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而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分数之外的心理、毅力等非智力素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唯高考分数论”的情况下，分数之外的一切因素都忽略了。

联名写信的11名教授之一、北大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教育是培养人的，高考是一个好的制度，但不能走向极端，但现在的高考制度唯高考分数论，只见分数而不看人的其他方面，背离教育的初衷。

文东茅作为教育学院的院长，有亲身参加招生的经历，早有建议北大招生改革的想法。

他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说，“每一个参加招生的人，包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有些好的学生靠考试招不进来，一些只会考试的学生想推出去又推不出去”。“其实最高分数段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没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学生往往用大量精力去追求那几分，优秀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是极其有害的。”

“尤其是今年北大清华关于状元统计的事情，这对两个学校而言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再多状元也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文东茅直言不讳地提到两个名校的状元之争。

11名教授建议“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一消息传出后，有许多人担心，这会不会成为腐败的通道。文东茅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

文东茅还谈到回避政策，“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绝不去湖南，必须到湖南之外的省去。”

此外，还有人提出，面试环节是不是对于农村孩子更不利？文东茅则认为，“面试对农村孩子并不是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其实按照纯高考分数来录取，已越来越不利于农村孩子，我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比重越来越小”。

在文东茅看来，现在农村孩子在名牌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本身。单凭高考成绩录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导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其实做过教师的都知道，农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个重点中学出来的孩子考621分，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反映出的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