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的提出是源自于肖川先生的一篇随笔――《我们为何如此平庸》①，及周洪林先生的《“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②，这两篇文章的题目的提问方式就足以使人对中国学术研究泄气。连钱钟书这样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也不过如此，我们还能不平庸吗?教育学不过是一门至今仍然难登学术宫殿大雅之堂的小角色，岂有不平庸的?诚然，我们普遍平庸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肖川先生为我们所提供的答案却是：“我们之所以如此平庸，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我们缺乏信仰，缺乏勇于承担的宗教情怀，缺乏终极的关怀，缺乏超越性的意向。”③就是这段话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如果答案成立，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要绝望了。因为，说到信仰，这可不是一种制度的建设或者一个政策的实施那么简单，这不是一种仅靠外部行为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人如果不信仰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他做到真正的信仰。当然，表面上的、口头上的信仰我们立马就可以得到，但内心世界里我们可能仍是一片荒芜。说到底人的精神家园不是说建立就能建立的。

　　信仰危机，特别是真信仰的危机，这并不是中国近来年才有的事，这几乎是一直困扰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信仰方面天生不足。一百多年前有外国传教士来华就惊叹于中国人没有上帝却能够持续发展这几千年。

　　最近黎鸣先生的大作《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一书里石破天惊地似乎为我们提供了肖川先生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既缺乏“真信仰”精神，也缺乏“真求知”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其实也不缺乏假信仰，假求知，但是缺乏的是“信仰”与“求知”前面的这个“真”字。那么什么是“真信仰”与“真求知”?黎鸣先生的解释是：“真信仰精神的本质是对生命永恒存在的一种抽象的认定。作为这种永恒性而被抽象地认定的对象是超越一切事物，尤其是超越一切人性的至高无上的指称”④，真信仰的本质包含了三种性质：“至高无上性、永恒性和抽象性”，就这三性而言，每个人都来扪心自问，我们有这样的“真信仰”存留于我们内心深处吗?恐怕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所以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畏惧，而是畏惧与西方人不同罢了。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⑤这里唯一有希望达到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是孔子的“畏天命”，但是，这个“天命”并不是西方式的彼岸世界的“上帝”，而只是一种命运，或者是一种不会言语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自然现象而已。很显然天命在这里并非一种特定外在的超越对象，所以孔子真正感到畏惧的其实只是后二者，即“大人”与“圣人之言”。

　　中国人对上帝并不熟悉，也不需要，但对“大人”与“圣人之言”却是世代耳熟能详的。大人者，达官贵人也;圣人之言者，即如孔子之言也，都是不容后人、凡人怀疑的东西。无需推理论证，更不准用逻辑、实验来验证。自然，在“圣人之言”中教育出来的一代又一代也不可能会产生什么建立在逻辑与理性之上的求知精神。由于“圣人之言”本身对鬼神等彼岸世界的巨大忽视或者故意回避，所以所谓“圣人之言”也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的缺乏系统论证的一些片言断语，难有彼岸世界的观念。一如孔子所一再声言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⑦，“未知生，焉知死?”⑧一再把生死问题回避掉一样，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也不断有过外来宗教的传入，却并没有使中国人真正信仰过，却无一例外地在中国式实用的生活理性之下，变成了谋求“福、禄、寿”的工具罢了。

　　所以，虽然孔子把“畏天命”放在第一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让我们畏惧的却只是后面的“大人”与“圣人之言”。在整部《论语》中我们几乎没有看见孔子真正畏过“天命”，但在“畏大人”这一点上却有许多栩栩如生的详细描写：“朝，与下代夫言，侃侃如也;与上代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⑨孔子“入公，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⑩，至于对圣人之言的畏，就是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所以畏“圣人之言”就必然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⑾。

　　这些描写足以说明孔子真正畏的只是“大人”与“圣人之言”。所以，“当西方人在上帝面前因自身的罪恶而恐惧得发抖之时，中国人却在‘指鹿为马’的权贵面前恐惧得发抖”⑿。当我们把最大的畏惧不是给予了彼岸世界的上帝而是给予了此岸现实世界中最大的权贵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以此建立超越时空的精神家园?还能努力地去理解、探求另一个彼岸世界?还能以此追求一个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理论王国?

　　所以，当我们以西方为师，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发现我们只是在很表浅的层次上学习西方，对于西方作为一个与宗教与人文都密不可分的科学整体，进入中国后就变成了一个既缺乏精神，又缺乏方法的实用的科学知识和实用的科学技术而已。因为科学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最没有用的，而可以带来利益与名誉的只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与技术。再深邃的东西一到中国就被分成了“有用”与“无用”二部分。

　　可是如果这种实用是美国式的实用哲学的实用，中国还是有发达的一天，老百姓的生活也会有越来越好的一天，可偏偏这里的实用不是相对老百姓的生活舒适方便而言，而是相对于权贵统治方便而言的。所以，中国其实只是有科学技术而无真正的科学。近来流行的“批判科学主义”在中国其实应该是“批判科学技术主义”。舍完整的科学而只取科学技术就好象是一棵树只取其果而弃其根茎枝叶一样，所以中国这科学之果既不能长久，也长不大。

　　记得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在1992年曾作有一漫画，题目就是“僧道同级”，画的是一个和尚遇见一个道士，道士就问：“何方高僧?”和尚答道：“我乃局级和尚，请问天师呢?”道士答道：“我乃厅级道士”，和尚听完很高兴再答：“彼此，善哉!”，初阅这漫画以为这是华先生故意在这里用以讽刺某些人官迷心窍，所以将和尚道士也拉进官场。后来访问了几个道观与寺庙，果见有对本观或本寺享受处级待遇或厅级待遇的相关介绍，再一细问住持或道长俨然就是一个处长或厅长矣。这里无论是出家当和尚还是隐居为道士，都不过是为了求官而已，更何况“学而优则仕”呢?出现此种情况，我们对“假信仰”已见惯不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