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思想的成长土壤吗?或者在认为一言即可以兴邦，一言即可废邦的紧张状态下，谁还有这个胆量想成为什么思想家呢?如果不小心成了，也已经不是钱钟书了，而可能是遇逻克或者张志新了，最好结局也可能只是鲁迅、顾准这样子了。想想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后来在文学上毫无建树，并对建“文革博物馆”这样念念不忘，也就可以理解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成就为什么只是一大堆注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到这样，也已经相当不错了。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学术与思想成就俱大当然好，但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有点学术成就也多少是一种安慰，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要好些吧?居里夫人在化学上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她对自己的成就只是说了：“我只是给知识的海洋增添了一粒砂子”，学术的大厦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甚至不是一代人可以建成的，现在重要的是，不要去责问钱钟书先生为我们提出了什么。

　　如果说钱钟书最好的学术时光里还存在着“要学术还是要生存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再借“先求生存而后求发展”来为自己的平庸找借口了。吃了学术这碗饭，就不要指望以此为工具加以善于充当附庸的本领去与商业巨子比富或与政客比权。而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来按学术的内在逻辑与理性问问自己：“我提出了什么?”“我为知识的海洋增添了什么?”而不是满足于自己是不是教授，是不是博士，是不是博导，是不是院士，在什么核心期刊上发过多少篇文章;更不要指望因此升官发财，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