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了“真信仰”，缺乏“真求知”就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什么是“真求知”精神?就是把求知本身当作最大乐趣的精神，为艺术而艺术，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为探求奥秘而探求奥秘，把求知本身当成目的而不是获取名誉、地位、金钱的工具，这就是“真求知”精神。印度诗人泰戈尔曾说“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再飞翔了。”强烈地以现实功利的实用心态来对待求知问题，是我们变得平庸的最大原因之一。

　　古代人对于读书的爱好就是为了求得功名利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了读书人的真正动力。更有出息者甚至有一天还梦想能够作帝王师，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稍有点心得就迫不及待地要“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样强烈的中国式的功利心态是西方人从来没有过的。

　　西方即使有过功利的实用学说也只是象英国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样的实用学说，并不象中国的《资治通鉴》是用来作帝王师的资本。所以到今天我们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也就不可避免地只会“好胜”，而不会“好奇”，这一点与西方学校教学生“好奇”而不是“好胜”刚好相反，看看爱因斯坦的童年有谁关心过他在班上排名第几?我们只看到沉浸在一系列问题之中的爱因斯坦。所以西方教育学生的目的是让学生毕业时有更多的问题以及更强烈的好奇心，进校之前是一个问号，毕业后是更多的问号，求知自然是一件快乐的事。而我们的学生进校之前的问号在不到毕业时都变成了句号，读书求知自然是一件痛苦的事。因此，西方教育传统对学生强调“兴趣”，而中国教育传统强调“刻苦”。可以说我们变得平庸就是因为很大程度上缺乏了这样的“真求知”精神。

　　曾有中国人对喜欢登山的西方运动员不解，问：“为什么要登山?”答曰：“因为那山在那里。”这种超脱于现实事功的态度是中国人所不能真正理解的。我们的道家说是隐者，但隐于深山的目的其实只是为求长生不老的秘诀或者有朝一日被达官贵人发现利用这样的功利。源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其实也只是他们“真求知”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的目的，是他们文化内在生成的。所以在西方也没有看见他们要“科学救国”，虽然他们自然是靠了科学才强国的，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外收获。想想西方绝大多数的科学规律的发现都是在毫无功利目的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科学只是他们“真求知”的自然结果。

　　爱因斯坦当初研究出狭义相对论却没有想到后来竟会搞出原子弹，使社会进入核能时代，当然更不是为了要拿诺贝尔奖。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比比皆是。所以，他们的学术就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与学术流派，有自己内在的发展动力，而我们却可以几千年来面对一堆毫无逻辑与理性的、含混不清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东西而泰然处之。

　　既然我们把最大的畏惧给予了现世中的权贵，而权贵为了自己的统治的稳固所做的却是什么呢?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开民智，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⒀，而老子也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⒁，甚至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⒂。在这种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下，平庸就不但可能，甚至可以说是必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对一个人来说，平庸可能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庄子老早就看到了长在路边那棵既不能当栋梁也不能当柴火的树得以幸福生存的哲理。

　　金生鈜先生曾经大声疾呼中国的教育要培养理性精神，其言辞切切，心情急躁之状油然而生⒃。却忘记了，理性虽然好，开发出了西方的现代科学文明与近现代的人文精神，理性也叫人怀疑，有了真正理性可以杜绝迷信，避免被愚弄，但是这些好东西却是西方人的，是人家西方文化结出的果。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在人家是“日用品”，在我们却是“奢侈品”。我们的学术之墙是这样的薄弱，以致于经不住任何来自外界的极细微的冲击。由于学术本身就是为讨好权贵的，除此之外再没有用处了，我们还努力去追求什么呢?

　　现在再来看看周洪林先生借国学大师李泽厚先生之言提出的“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好地理解了。钱先生的大作《围城》至少为我们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富有才华与灵气的钱钟书，但作为学术大师的钱钟书的确没有为我们开创出什么有价值的学说，尤其在原创这一点上，钱钟书交出了白卷。

　　所以他既是优秀的，又是平庸的。优秀在于其博闻强记，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写了国学资料大全《管锥编》与《谈艺录》这样让人叹为观止的资料巨著;其平庸在于他在思想创见上的空白。这似乎可以成为对钱老的一个责难的理由。钱钟书至少在“学、才、识”三者中占据了前二者的绝对优势，至于作为思想创见标致的“识”，我们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钱老已经离我们而去，作了永久的古人，自己不再会起来为自己辩护了。

　　如果用此一问来问问当代的学界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经得住这一问，更不要说用此来诘问当代中国教育学界的学人了。一个人的“才与学”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有显现的机会。而一个人的“识”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即使如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我们不也还出现过以资料搜集，考据注释而著称的“乾嘉学派”吗?但是，在思想上这个学派为我们提出了什么?恐怕也只是一个巨大的空白。想想“乾嘉学派”，人们还会对钱钟书先生终于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思想而耿耿于怀吗?中国大师级的思想家出得少，主要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文化土壤。在这样的土壤里，人们没有真的信仰，也没有真的求知精神是其主要原因。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到处是一如孔子所批评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⒄，或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⒅的生存状态的人。